从华硕敲诈、三鹿奶粉到山泥倾泻等等接连而来的事件让人们从奥运会的欢乐中叫醒。尽管这些年来此类事件时有发生，但很多人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可以举办奥运会这样国际事情的大国，不能政治这样那样的恶性事件并有效地控制它们的发生。从更深层次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治理模式甚至政治模式中包含诸多自我击溃的因素。

在这些恶性事件上，差不多所有自我击溃的因素都可以和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的现状连接起来。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一体化有几种呈现方式：1、政府就是经济主体，或者说是企业的所有者；2、政府是企业的一部分，主要是政府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持有股份；3、政府是企业的后台老板，尽管企业并不属于政府，但政府在背后操作；4、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会促使政治自我击溃。

这些年来，尽管中央政府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但要转换已经高度内化的了的GDP主义谈何容易。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还是最重要的。政府要的是经济成绩，地方的经济增长对官员政绩有好处，对地方官员的经济利益也有好处。只要对地方企业能够为地方经济作出贡献，政府企业的不义行为也就加以认可。企业出了事情，政府自然出来帮忙，为企业逃脱责任。

如果是涉及政府个别官员的企业的利益关系，情况就会更加复杂。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企业应当附有怎样的责任，但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他们选择的总是金钱而置国家的法律和人民的生命与不顾。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能瞒就瞒，直到不能瞒或者瞒不住为止的行为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一体化使得政府自我击溃。很多年来，政府的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规制型政府。就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来说，规制型政府的前提就是政府要从经济领域撤出来。在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规制只能是左右手互相规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今年3月全国人大后，中国开始“大部制”的改革，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建设规制政府。但从实际行为来看，很多现象是和规制型政府背道而驰。立法部门做一套，行政部门又有自己的一套，互不从属；不同层级的国有企业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来规制谁呢？

除了政府和企业的不分，规制型政府建设的困难也来自于规制和现实需要之间的严重脱节。中国的规制制定者或者立法者这些年出台了非常多的规制和立法，但似乎没有一个规制或者立法可以实施的下去的。这些年最大的进步就是开始实行官员问责制了。但现在看来这个制度也是治标不治本。官员来来往往，但地方利益是永久的。在不改革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光是问责是远远不够的。

问责制之事一种时候追究责任的办法，但要预防事情的发生就需要从改变的基本制度入手。如何改革基本制度？这里要回到奥运会的成功。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是奥运会成功的主要因素。中国改革所产生的困难就在于改革者总是担心社会力量的兴起，不敢真正赋权于社会，包括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一会儿分权，一会儿集权，但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流动。

在社会力量被排挤在政治过程之外时，众人就仅仅是被政府和企业管治的对象。也就是说，一个把社会力量排挤在政治之外的组织是没有任何向社会负责的内在机制的。即使产生了负责的机制，这个机制也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没有实质性意义。记忆中孙中山先生将政治定义为“众人之事”。这里的众人不仅仅是被管制的对象，更是政治的参与者。只有当众人成为政治过程有机部分的时候，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跳出自我击败的现象。

部分观点摘选自《联合早报》，政治观点与本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