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连看了好几部电影里面总充斥慷慨激昂的演说，而现实中的演说远比电影中更甚，从莎士比亚的《尤里乌斯·凯撒》中安东尼在凯撒葬礼上的那句经典台词“Friends, Romans, countrymen, lend me your ears”，到最近奥巴马在胜利演说时那句“I have a dream”，一句句扣人心弦的话语一次次的调动这听众的热情无不使听众心潮澎湃。

“语言就是力量”这是法国著名文学家雨果说的，混沌初开，人猿相揖别。人类自从有了语言，标志着人类摆脱了愚昧、野蛮，进入文明、开化的时代。语言，是人类思维的物化，人类利用语言这个工具出阿达自己的精神思想，创造发明，形成认识论，世界观，铸造宏伟的文学殿堂，推进世界向前发展。可想而知，没有语言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语言的定型化产品，说到底，语言就是力量，而演说便是这种语言力量所孕育出的更强大的力量。

其实从古至今，演说就被作为西方历史的一部分载入史册，早在古希腊时期，演说家们纷纷活跃在各城邦之中，他们是人民的领袖，凭着一条舌头闯荡江湖。

然而我最早接触到的一篇演说稿并不是那些风光无限的演说，应该是被收入我国中学教材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恩格斯在这短短的演说词中用最凝练的语言阐释了马克思一生的贡献，虽然已经时隔多年，但我仍能记起演讲结束的那句“我敢大胆的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也就是如此，葬礼演说也是地方的一种特定习俗延续至今。

葬礼演说并不是单单把死人夸一番，然后入土了事。很多葬礼演说不仅对死者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更有甚者对生者也带来了有益的启示，在漫长的时期里，他一直是欧洲政治文明的一部分。比如伯利克里的《墓地演说》、雨果的《在巴尔扎克葬礼上的演说》、斯大林的《悼列宁》等。

然而由杰出人物扮演的演说家从是在人类历史转折时刻或光荣瞬间留下声音。20世纪30年代，当罗斯福救人总统时，美国正面临经济危机的困境，面对几乎绝望的人民，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用一段充满激情的话语使人民忍耐并支持他的领导。再有就是1940年，在野10多年的丘吉尔临危受命，乙战时首相的身份领导反德国纳粹侵略的战争。在不列颠战役进入高潮的阶段他发表了名为《少数人》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不仅让士兵们军心大振，连老百姓也倍受鼓舞。

但咱们中国从古至今五千年文明史，从来不乏能言善辩之士，为何真正的“演说家”寥寥无几？从苏格拉底到现在的奥巴马，那些能够左右万人情绪的演讲台，怎么让老外占领了大多？

其实在当今社会，演说和演说家的重要性早已经被人们所认识。所谓地球在缩小，舌头在延长。舌头是一把利剑，夸张一点，演说甚至比战争更具威力。但演说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中起伏不定本身也证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曲折。

我们现在说的演讲一般是指更靠近西方历史遗留的演说形式,也在用西方演说的标准来对中国的演讲历史做注脚,从中西演讲文化的现代性来看,也许互有高下,但就其两种演讲文化的历史价值来看要分高下,未必成立。

演说所需要的宽阔的空间在中国很少见，中国演讲家的平台多是很狭小的，大部分都是在书院、小庭室里发表言论，很少能拥有西方那样广场式的大演说平台。科举制度诞生以来，多以文字定江山，少有口头的答辩考试形式，那些口才极佳但文笔稍逊的人则较难出头。

在古老的中国,有无权力在某个场合发表演说,更多是身份地位的延伸,是“上”对“下”的恩准的结果。古代中国,权力和集体的价值被捧上了顶峰,普通个人的价值变得微不足道。你一个平头百姓,想在集体场合发表什么言论,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必须层层审批。再加上骨子里对中庸之道的奉若神明,普通人更倾向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大声疾呼变得困难重重,那些有可能成为演讲家的人们,也在张开嘴之前,把话都烂在了肚子里。

但在欧洲城邦政治文化中，即使是普通的个人也并非简单作为演说听众的身份，他们的民主参与权要远远大于中国王朝的“子民”，杰出的个人，在西方国家可是大众的偶像，拥有无数的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