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讲坛那些国学讲师们的窜红作为一个起点，各级党政到平头老百姓都把“精神和文化”当成了核心词汇。

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虽然从经济上严重打击了美国的经济，但丝毫不妨碍那些出产自美国的USA文化已经从各种各样的好莱坞大片和包罗万象的美剧中一点一点的渗透进来，从物质生活到精神文化生活无处不彰显着文化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明智的执政者就应有着建立文化强国迫切与焦灼。经济难免随势起落，强力维稳更是有其限度，如果不能成为价值共同体，GDP共同体的凝聚力就会打上一个很大的折扣。作为大国的中国，倘若无法孕育出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国族能否根基稳固，或将打上一个巨大问号。

问题在于，这样的价值观是什么？它从哪里来？文化强国从何强起？

翻检WiKi中对文化的定义实际上主要包含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方面，具体包括语言、文字、习俗、思想、国力等，客观的说文化就是社会价值系统的总和；而制度不仅包涵构成国民基本生存空间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也指各类艺术得以创生于其中的组织与政策空间；价值观则关乎人心的终极皈依与认肯，是文化的灵魂，流注于政经制度、艺术门类、生活方式之中。

近代以来的文化人，大多有过文化自信逐渐毁灭的经历，深入骨髓的价值观焦虑已持续一百多年。三十多年狂飙式发展后，自我约束以安顿人心，打开熔铸古今中外文明于一炉的自由空间，已是政府不容拖延的责任。

想想，孔子当年述而不作，花费毕生精力，才从周文化里淬取出一个“仁”字，不想自寻死路的统治者不得不多多少少地践行仁政。由于程序与制度不足，这种“节之以礼，和之以乐”的境界虽难完全抵达，却毕竟逐渐成为华夏各族两千余年的普适价值。汉字唐诗宋词，东亚同风，与今天的英语何异；用瓷饮茶，流风所及，欧西亦曾效法。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除了地理与市场脉络的内在一体，浸透于生活细节里的共同价值观，应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种共同价值并非权力或精英从“帽子戏法”中变出来的，它植根于神州大地上诸民族的日常生活。传统价值也非只有一元，诸子百家后，有儒、释、道三家彼此激发，并存共长。从“西天”来的佛教，更是历经千年磨合，终与中华文化合为一体。只要有向善、求真与审美的精神，多元文化便有和而不同的深厚基础，才能渐渐生出“汪洋冲融，广大悉备”的大气象。

自清末民初对自由宪政的追求以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来自比佛教更西的西方的一套套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续冲击，轮番在中国争取主导地位。古今中外的价值需要竞争与融合，它们对国民影响力如何，最终要看人心的接受程度，要看其对国民自由心性的契合度，看是否能让中国生发出三千年大变局后符合正义原则的政与教。

《共产党宣言》倡言“解放”，倡导“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的理想，使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即在中国广为传播。中共借此建党，因之立国。回头看，但凡国民获益的时期，皆因坚持了这样的理想。“文革”这样的巨祸，则只能归于对这理想的背离。换言之，再美好的理想，也要落实在国民的生活方式上，才能继续保持其对人心的说服力。人心无法设计，无从安排，不能“立项打造”。人们相信什么，喜欢什么，归根结蒂是根据自己心性与才情的自由选择。

于是，新的价值体系要日渐成型，重申常识依然必要：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当是保障艺术家们的创作空间，保障思想者们的学术自由。人类知识与艺术的真正推进，如“决定”里所说，有赖于“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

就如刘慈欣所著的《诗云》中所讲的那样，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将达到一个“纯能量”的极致。而只有文化才不灭，且无法被超越。